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工作的重要性


 发布时间:2021-05-14 05:48:05

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应当尽量避免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在英美法系的司法体系中,涉及刑事案件审判时,陪审团决定是否构成犯罪,法官负责适用法律。而当审理重大案件时,为避免陪审员受到外界的干扰,法官会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开来,不能看报、看电视。由于我国借鉴了大陆法系的审判方式,由法官既做

善良的弱者遭受邪恶的强权无理欺压,这似乎是集体潜意识中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叙述结构,也被投射在无数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然而,现实要比这复杂得多。在这次事件中受伤的不仅仅是夏家,还有申凯、张旭东两个被杀害的城管及家人,以及那个受了重伤的执法车司机的家人。他们也不是什么有“背景”的人。张旭东的家庭情况和夏家相比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有个和夏俊峰儿子一样大的女儿。他和妻女、父母及重病的哥哥,挤在不到60平米的房里。人们纷纷对夏俊峰及其妻儿报以同情,更有网络名人收了夏俊峰的儿子夏健强为干儿子。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没有证据表明田文华减刑有违法违规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民众“合理怀疑”。面对舆论基于减刑公正的焦虑而提出的质疑,执法机关应当及时公布减刑的依据和证据,以程序公开稀释舆论疑虑,增进减刑的实体公正。遗憾的是,对于田文华的减刑,执法机关并没有给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田文华在服刑期间究竟是如何“认罪服法”的,因为什么“获得考核记功奖励3次”,“被评为2010年度狱级改造积极分子”的事实材料又是什么,都犹如秘密未能对外言说。

然而网上舆论是高度不确定的,它随时会因为一个具体细节而再次爆发。高法释法的目标应是对法律本身的厘清,既指导基层司法机关办案,也让公众把法律边界看得更清楚。舆论总体上不能是司法机关履行职责的第一考虑。网上舆论本来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前段时间造谣诽谤等违法犯罪行为也被当成了“舆论”,甚至恐吓民航飞机的人也因网上“言论自由”而变得胆大。治理网上乱象决不能是冲着“舆论”去的,舆论只能引导,使用司法对付它最终不会管用。

但是,无论如何,进行法律判断的权力需要由职业法官来掌握。群众心理的特性决定了民意的天然缺陷,使民意有时表现出盲目、冲动和反理性的特征。群众聚合在一起,其群体行为往往呈现两种形态,一是感情强烈,动辄群情高昂或者群情激奋,二是具有趋同现象,千差万别的个人聚集在一起会泯去个性而容易形成共同意志和意见。个人在独处时不易产生的情感和不易付诸实践的行为,在群众中很容易被激发出来并付诸实践;不仅如此,在群众中还存在责任分散的现象,容易形成不负责任和恃众无恐的群体心理,所以卡尔·波普尔指出:“由于公众舆论是无名的,所以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力量形式,因此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它很危险。

因此,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必须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让举报的处理不能成为暗箱操作,同时,要给予举报者更及时、更有效的救济,让他们在面临打击报复时,有制度和组织可以依靠、撑腰。其次,是舆论的保护。对于官员举报官员,存在两个舆论场。一是公众领域的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里,官员举报官员被视为一种英雄的行为,必然将受到舆论的称赞和褒奖。但同时,舆论也应该给这些举报的官员更多支持和保护——以舆论监督的方式,督促事件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以保护举报官员防止其受到打击报复。

我们渴望法治社会。真正的法治社会,才有规范和行为准则,才有个体的安全感。社会秩序要想稳定,个体的行为要有参考,法治前行要有方向,必须有一个死死稳住的“定海神针”,而不是逐浪的浮标。法律、法条,就是这个“定海神针”,动不得,摇不得,弯不得。法条是已经规范好了的规矩。法条之下,法律充分给当事人辩护的权力。法条是死的,只要辩方水平足够高,谁都可以在法条所规定的缝隙里寻找路径,但如果走错了路,对不起。夏俊峰案引起了全社会巨大的关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通过及时公开公众关心的司法信息,不仅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和途径了解结果的由来,将正义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且可以防止独立公正审判受其他因素所左右。人民法院要在密切关注司法舆情的基础上,正确分析,宽容对待,既不能对舆情无动于衷,也不能为舆情所左右,影响对案件的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人民法院应该努力把每一个案件都打造成赢得群众信任、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案、铁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也是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

塞内加尔 薛小健 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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