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好民法典的普法宣传教育


 发布时间:2021-05-14 02:16:06

中新网5月12日电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宣布成立民法典编纂工作研究小组,组长由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担任。奚晓明指出,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重大改革任务。最高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研究小组,全力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做好这项工作。同时,最高法院成立了民

在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江平教授用“开弓没有回头箭”七个字来概括《民法草案》提交审议的意义,“既然已经提交,那就必须接着不断审议,不可能会再后退了。”至于如何推进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在19日的研讨会中,学者也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认为,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应实现立法机制的科学化,即从人治立法转向法治立法,从精英立法转向社会立法。在社会不断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民法也应该表现这种复杂性。

当时,专门成立了民法起草研究工作小组,负责研究编纂民法典草案。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草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研究员孙宪忠说,2002年民法典草案只是把当时生效的一些法律简单堆积到一起,没有考虑到系统性,其中甚至保留了一些落后的规则,比如“土地不能买卖或进入市场”。他认为,2002年的民法典草案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鉴于民法典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有分歧,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先制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在条件成熟后再以此为基础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关注人格权立法“随着简单人格权保护向复杂人格权调整关系的过渡,人格权立法模式也将由消极保护向积极调整过渡。”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方金华在谈到人格权立法时如是说。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认为应当规定一般人格权,以之作为概括性、兜底性的条款,同时也要注意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人格权立法需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需详细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广东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保红认为,人格不能成为权利的客体,在立法中应当区分人格与人格权。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经过3年努力,于1982年5月先后草拟了四个民法草案,其中第四个草案即通常所说的“民法典第四稿”。由于当时我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社会关系处于转型期,尚不稳定,导致该草案在当时很难通过。2002年民法典草案存分歧1998年1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民法学者王家福、江平等一起座谈民法典起草事宜,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

但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民法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年全国人大组成专门的班子,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1964年7月完成了民法第二次草案。由于“文革”的到来,民法起草工作再次夭折。●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1982年5月先后草拟了四个民法草案。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社会关系处于转型期,导致该草案在当时很难通过。●1998年1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民法起草研究工作小组,负责研究编纂民法典草案。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草案。但由于观点争议过大,制定工作停滞。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刘耀东则关注间歇性精神病人、滥用麻醉药品、吸食毒品、滥用精神药品的完全行为能力人等特殊人群在正常情况下是否具有遗嘱能力的问题。他认为这类人虽有时会暂时失去意识,但并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应将他们的遗嘱视为可撤销遗嘱,在其恢复正常后再决定是否承认其效力。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平认为应构建遗嘱信托制度,通过遗嘱信托,由受托人对遗嘱财产形成信托权,并切实依照遗嘱人的意愿分配遗产。他在肯定中华遗嘱库作为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实践的基础上,主张在继承法中将“登记遗嘱”增为法定遗嘱之一。

法典的体系性、逻辑自洽性、价值一致性,是单行法无法企及的。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有利于更加公正、公平地保护公民私权。民法典的编纂提上日程,将统一司法裁判依据、确保司法部门正确使用法律,压缩司法弹性空间,最大限度避免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并为公民提供更为明确的监督依据,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编纂民法典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竞争的经济,最能体现公民市场活动的民营经济近年来正成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和创新活力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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